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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海外華人講的中國人的故事

  • 電子書名稱:一個海外華人講的中國人的故事
  • 電子書分類:人文社科
  • 電子書作者:李乃義
  • 電子書類型:TXT/PDF
  • 信息來源:當當網
  • ISBN:9787506083072
  • 出版時間:2015-9-1
  • 出版社: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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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海外華人講的中國人的故事在線試讀

  第二章 “三皇五帝”與夏、商、周三代(2800—1 萬年前的事兒)
  在文字符號發明之前,人類族群的歷史主要依靠口述,口述的內容,一是靠前輩口傳下來的故事,二是靠當時人們對事物的理解,三是靠講故事的人的記憶、口才和情感。
  傳統中國歷史記述四五千年之前的事情,跟人類其他族群一樣,這些“歷史”充滿許多神話與想象的傳說,傳達模模糊糊的信息。
  2000 年前,當司馬遷寫作第一套中國通史——《史記》的時候,他當然無法考證傳說里的故事內容的真實性,司馬遷只能根據自己收集到的傳聞,比較系統地把沒有文字記載之前的歷史傳說整理成文字。實際上,在司馬遷之前的1000 多年里,許多當年的“知識分子”已經記錄下各種傳說,分散在各類文書里,給司馬遷提供了些許判斷的依據。
  西漢中期之后(公元1 世紀左右),那時候的中國知識分子已經懂得了比較科學的文獻考據方法,其實就是下死功夫去做資料的統計和對比,包括中國文字的演變,因此還原了許多古籍經典的原來面貌。
  司馬遷記載的“三皇五帝”,現代人迄今未找到任何物證,無法證實黃帝或神農或伏羲,到底存在或不存在。我們當然不能批評2000 年前的歷史記述者不夠精確,這跟嘲笑古人不會用電話一樣荒謬,那時候,他們還不懂考古發掘。
  人們曾經一度懷疑夏代和商代的存在,但20 世紀之后的考古發掘,證實了《史記》里與商王朝相關的大部分記載。對夏王朝的考古發掘,仍在繼續,已確定了夏代的存在,只是還未能確定夏王朝都城的位置。夏、商、西周三代的文物已經出土很多,許多事件的確切年代還未能完全肯定,主要是不知道那時候古人紀年的方法,但估計誤差應該也就是50 年以內,對大于3000年前的史料求證而言,是沒有問題的。
  2000 年以前,中國人就懂得考據,并且懂得收藏古董,卻始終沒有發展出考古學。這跟李約瑟提的“中國人為什么只有科技,沒有科學”是同一類的課題。
  公元前770 年,西周王朝東遷之后,叫作“東周”,中國實際進入“城邦”時代(春秋戰國),文物、記錄、書籍相對留存較多,年代確切,史料也豐富。
  但東周之前的中國人的歷史,記述模糊,我們需要跳出傳統史書的框框,以現代考古的眾多發現為主,重新描繪這段遙遠年代的中國人的歷史。
  農業文明在中國的興起(約9000 年前)
  “智人”老祖宗們,千辛萬苦,先后落戶到了中國大地,擴散在相當遼闊的土地上。到了1 萬年前左右,各地站住了腳跟的東亞老祖宗后裔們,明顯感覺到氣候暖和多了,那時在沿海生活的,必定感覺更強烈,因為海面不斷伸進陸地,就是那時期的“海侵”現象,地球暖化唄,海平面比從前大概高出150 米(我們需要懷疑,人類真有這個數量級的力道,讓地球暖化?恐怕是資本化的大企業或政治炒作。環保,絕對應該,但扯地球暖化,未免高估“智人”的能力了)。
  海侵,當然不是瞬間發生,是連續數千年地球升溫的結果。這結果,當然也不會僅只反映在海平面上升這個單一現象上。全球氣候變化一定相當詭異,至少不是那個時段各地老祖宗們習慣的,或他們被教導的、被傳說的那種氣候,氣候變得更潮濕更多雨,雖然植被與獵物更充沛,但暴雨、山洪大概犧牲了不少老祖宗。于是,又一個幾乎全球同步的自然現象發生了——洪水。對洪水的恐懼,深烙在人類許多族群的神話與傳說里……
  估計,好日子必定帶來族群人口膨脹,每個群落的人口數也增加,也許達到千人的數量級。人群所需要的人際溝通與協調更加頻繁,刺激人的智力、技藝、語言、組織、管理、計劃、算術等的提高,軟體能力大大增長。語言強化了溝通,等于把眾人的腦力聯網、積分,工藝的學習與傳承,更加容易,出現了半定居或定居的聚落,從而發展成為后來的“文明城邦”。
  目前中國最早的聚落證據,有9000 多年的歷史,出現在湖南澧縣彭頭山(在湘北,洞庭湖周邊),距湖北、四川不遠。土臺與環壕的聚落地,有住屋柱洞、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及墓葬遺存,還出土了編織的蘆席和燒制的陶器,并且出現了馴化的牛、豬、雞家畜和家禽。這些都是原始農業、定居部落的表現,大量野生獸骨和野果采集的存在則表明,老祖宗在邁向農業的過渡生活中仍然有濃郁的拾獵痕跡。
  同時,伊拉克北部的兩河流域(就是兩條河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也出現了村落遺址。西方老祖宗也經歷類似的,從拾獵邁向農業的過渡時期。
  只不過,他們種大麥、小麥,家畜為山羊、綿羊。那里氣候遠比湖南干燥,當地的歐貝德人很快就懂得了開發灌溉渠道。
  “定居”“農業”,顯然需要先決條件:除了煮食必備的陶器之外,還必須有馴化了的動物和栽培的植物。這又是個漫長的摸索,需要許多代人做好鋪墊,而湘桂贛的原始先人早已開始人工栽培水稻。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歐貝德人的原始先人,也是在大約1 萬年前馴化了動物和栽培植物,而野生小麥的原型還是中亞來的(人類最早的種植,也許發生在中亞的“綠洲”地區,并且歐亞大草原一直是連通的)。
  農業,是1 萬年前人類的“高新科技”。標志著我們“智人”與所有其他原始人真正分道揚鑣,跟石器拾獵時代的生活告別,進入定居的陶石農業時代。
  相隔十萬八千里的亞歐洲老祖宗們,同時邁向農業定居,巧合嗎?當然不是。
  邏輯上來說,智力的演化,需要人群數量大到一定程度,數量級有了,概率總會帶來量子飛躍的機會。人是群居動物,很需要相互“腦力激蕩”的。
  而老天爺給的暖氣候,帶來了機遇的時間點。直立人與尼安德特人的群落,估計始終沒能壯大到超過100 人的門檻,這或許才是他們滅絕的直接原因。靠腦力謀生的“人”,碰到了瓶頸:智力開發,需要人數的巨大。
  群落人口數不增長,智力發展會相對遲滯,“智人”的叢林部落似乎為此提供了證據。
  農業起源不單亞歐洲同步,即便在中國大地,南北方也幾乎同步:8000—9000 年前這時段,河南(鄭州、洛陽一帶——中原)、陜西(南鄰四川的漢中——關中)、河北(邯鄲,冀晉豫交界區)、山東(魯東的淄博——后李、大汶口)都出現原始農作物——粟。家畜和家禽有豬、雞,甚至有馴化的鴿子。這些就是后來黃河流域中下游的古老文明的起始。
  浙江杭州南邊,蕭山跨湖橋出土的人工稻作谷粒,距今有8000 年的歷史;獨木舟,歷史更在9000 年以上。實際上,寧波到杭州之間的紹興嵊州,也有9000 年前的聚落痕跡,隨后的1000 年,寧波、嘉興、杭州等地的河姆渡、馬家浜、良渚文化涌現的,已經是相當成熟的農業部落。這些,連同湖南彭頭山地區,就是后來長江流域中下游的古老文明的起始。
  在4000—9000 年前,正是中國人群從拾獵生存轉型到農業社會的時段,也就是司馬遷《史記》上記述的“三皇五帝”時代。別忘了,司馬遷雖然忠實于歷史記述,限于當時他能活動到達的漢王朝領地,他能聽得到的傳說,主要也就只限于距他2000 年前黃河流域的老農口口相傳下來的故事。
  要知道那時候的科技“交流”是很困難的,比如,黃河流域派人到彭頭山學習,或彭頭山派人到華北各地傳授經驗,那是不靈的,老祖宗們,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如果是彭頭山的人擴散到華北,那就更加難以想象,先要適應氣候,還要培育粟種,那時的1000 年不夠用啊。
  農業“高新科技”在那時遍地開花(印度也有),是因為必須各自開發種植的、豢養的東西。如此這般“巧合”,還是老話:人道是天道的一部分,人性中的理智是共通的,老祖宗們遺傳下來同樣的腦袋,各自把智力演繹于身邊的應用罷了。
  中國初始農業的遺跡,根據現代考古發掘,大致標示為五大“文化圈”,代表5000 年之前平行發展于中國各地的農業文明(考古界的命名,通常是率先被發掘的地點沾光,年代更久遠而被發現較晚的地點“吃虧”,但這些僅只是標記而已)。
  這些早期文明,可以當作是“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中國史前史”的數據和印象部分。那時的氣候比現在暖和5—10 攝氏度,但人們還沒搞清楚地球溫度這方面的規律。
  其中,仰韶—大汶口文化圈:黃河中下游,粟為主要作物,西邊也種稷黍。
  馬家浜文化圈:長江下游,環太湖流域,種稻類,多粳稻。
  大溪文化圈:長江中上游,兩湖、四川,種稻類,多秈稻。
  紅山文化圈:遼河上游,特殊的玉器文化,以拾獵為主,但6000 年前也種粟了。
  大坌坑文化圈:東南沿海,特殊的繩紋陶器文化,但5000 年前即開始消亡。繩紋部落,或許跟“棕標”有關。后來發展為幾何印紋陶器,影響及于南方各地,以江蘇南京附近的“湖熟文化”為代表,時期基本上與北方彩陶平行。
  從遺跡分布可以看出來,5000 年前的代表性遺址,不復出現于紅山與大坌坑區域。換言之,4000—5000 年前的這個時段,發生了某些歷史事件,促成了此后相對一致的“中國特色”。但一段時間的空白,并不表示滅絕,因為他們在隨后的3000—4000 年前時段,以更精彩的形式呈現,比如,繩紋演變出各式幾何印紋陶器,廣布幾乎整個長江水域。
  根據考古界對遺物的比較和考證,4000—9000 年前的中國發生了下列狀況:
  一、黃河下游:山東,大汶口文化在6000—8000 年前大行其道,大汶口彩陶輻射狀傳播到了晉、陜、豫、鄂、蘇淮、遼東。
  代表作:1. 6000 多年前,開始了夫妻合葬,確證進入父系社會。
  2. 多座5000—6000 年前城址,城、郭、壕、門,形制明確,成為中式規范。
  3. 陶、玉進入專業分工階段,薄黑陶工藝達到極致。
  4. 大汶口彩陶紋飾,迅速流行到河南的仰韶文化圈里,并散布南北,成為當時的文化“時尚”。
  二、黃河中游:河南,從7000 年前開始,仰韶文化盛行,受到大汶口文化影響的彩陶,更向西傳播到了黃河上游的甘、青,在那里(馬家窯,4500年前),彩陶文化達到極致。隨后,彩陶整個“產業”消亡。這是拼出中國上古史的重要線索。
  代表作:1. 玫瑰花瓣藝術化的幾何圖飾,是華山腳下、中原“華族”的標記,“華族”的各個氏族都有自己獨特的花紋。
  2. 至遲在5000 年前,開始出現文字符號雛形。
  3. 墓葬的規制與陪葬品差異很大,顯示出開始出現社會等級。
  三、長江下游:浙江,環太湖流域,自7000 年前開始,馬家浜文化大放異彩。這一地區跟早期山東的發展類似,比較集中。但至遲在5000 年之前,影響力也擴散到了蘇北。蘇北、皖南是馬家浜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融合區。
  代表作:1.6000 年前,就開始有了榫卯結構的木造建筑,成為中式木工規范。
  2. 手工業發達,已經有紡織、漆器,精工細作,蟠螭紋飾后來風行全中國,成為典范。
  3. 陶器的鼎、豆、?,玉器的琮、璧(禮器),發展成為中式典范。
  4. 筑城不如大汶口文化,但排水、灌溉的布局嚴整,成為中式特色。
  四、長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實際從稻作源頭的彭頭山開始,這一地區文化擴散較慢,但也在5000 年前鋪開到了四川(成都平原)、重慶,以及兩湖、江西。陶器明顯受大汶口文化影響,但薄胎素陶,甚至僅只一毫米厚,當然,也有自身的特色。
  代表作:1. 連根拔起、鋪開晾曬的稻作收獲方式在當時是“行業標準”,馬家浜文化區也用此類似操作。
  2. 有專業捏陶塑小動物、小人物的作坊,也雕刻類似的玉器,用作祭器與葬器,有明顯的“巫風”。
  五、遼河上游:遼寧、赤峰、科爾沁草原,紅山文化,其實是6500 年前,在已經積淀幾千年的原始宗教上,發展出來的玉石文化。那里的玉器,作為祭器與禮器,主要是為祭師和族群的上層服務的。在原有的管理層出現祭師,在拾獵人群里頭出現玉匠,顯示當時社會的分工與分化,組織力無疑是增長的。
  紅山文化擴散到遼河出海口,那里出土的文物有半農半牧的特征,已經具備大汶口的因素。多半是兩者的混同(包括血緣)。
  代表作:1. 雄偉祭壇,大型人面陶塑,陽具崇拜。
  2. 祭師或領導人的大墓葬。
  3.“龍形”玉?(大“C”字形?,大開口的一端帶馬、豬等動物頭型,另一端刻意做成各式尾巴形狀),而同時期中國內地的玉?,都是簡單在玉環上開個整齊小縫口。把玉用作飾物,如耳環。
  農業文明在中國各地演進,這狀況的背后,我們必須記住,人類從1.5 萬年前的石器拾獵時代過渡到9000 年前的陶石農業時代,本身也是對逐漸暖化的環境的一種適應與演化。在相對成熟的農業來臨之前,以當時群落人口的數量、裝備、積蓄、知識、組織,史詩般的、有移民意識的遷徙,是不會發生的。從某一點開始,慢慢地填滿周邊,繞過障礙,向四面八方擴散。
  傳說的“三皇五帝”時代(約5000 年前)
  比較中國各地區的出土物證,可以看出在農業文明伊始,多樣性就已經出現了。既然農業化了,人群生活在更加固定的空間范圍里,族群之間發展出差異性,理當更為明顯。但是,幾個古老文化圈之間也有明顯的雷同或彼此借鑒的地方。是物流的交換或交易,還是人流的擴散與融合所造成的?或者都有?或者……
  這就回到了司馬遷為中國人記述的歷史源點——傳說中的黃帝。
  首先,太史公司馬遷很聰明,把黃帝之前的事,掩掉不談。全世界,都不是很清楚,5000—15000 年前,老祖宗們發生了什么變化?現代人只知道,似乎1 萬年前,突然就有了全球遍地開花的農業。
  蓄積這個演化事件的過程,表現于老祖宗們的“定居”。類似萬年前湖南彭頭山或恰塔霍裕克(土耳其東部)的定居或半定居處所(硬體),是古人從中拾獵到農業的具體反映,群落的技藝、組織、制度等相應軟體,無疑必定點點滴滴地積累著這種轉變。演化不會在毫無基礎的情況下憑空發生。
  定居是農業文明的必要條件。定居下來的群落,一開始自然還有拾獵的習性(比如,母系社會),繁衍增殖嘛,就分支、擴大成母系血緣的氏族群落。
  擴大的人口本身就會刺激智力的使用,演化出更系統化的語言表達,以及更結構化的組織效率,以確保群體的生存。定居領域的漸次擴大,距離的區隔,自然使得相對固定的族群迅速凝聚為具備個性的各個部落。部落內部的凝結劑,來自適存的生活習性所產生的制度與規矩,比如,分工、分配、選擇頭領的方式、圖騰徽號等。一開始,地球上人少,容易增殖分支,擴散到附近的群落之間,習性差異不會太大,使得部落聯盟相對容易實現。黃帝部落出現之前的漫長的演化過程,太史公自然無從得知,現代人也只能按理推測。
  其次,太史公筆下的黃帝,看來看去,似乎只做了件偉大的事:入主中原(先聯合炎帝打敗蚩尤,后又打敗炎帝),所以,后代中國人都成了“炎黃子孫”。他擁有中國人“祖先”的光環,是“政治”話語嗎?黃帝或黃帝部落,其實也像是中原的征服者。
  “征服”,是用現代的“意識”來形容的,以7000 年前的現實來說,部落的人數,大不到哪里去,黃帝部落擴散到中原,跟原住民血腥摩擦以及融合,必定是同時進行的。每個族群當然都有祖先,這并不奇怪,叫作“黃帝”也無妨。我們只是想搞明白些,查無實據、事出有因的“打敗蚩尤”“逐鹿中原”,是否真有其事,其事又如何。
  “三皇”“五帝”的稱號,是后人為了紀念、感恩那些給人類族群帶來實質貢獻的老祖宗們而加的尊稱,比如,女媧氏(婚姻)、有巢氏(建房)、伏羲氏(網漁、八卦、結繩記事)、燧人氏(火種)、神農氏(炎帝,稼穡、中藥)等。這些人物,不僅只是一個象征性的存在,5000 年前的人們并沒有“皇”“帝”的概念。
  黃帝,軒轅氏,有熊部落……他被尊稱為“帝”最可能是因為他是帶來輪子的人。軒轅嘛,是輪子、車具,而輪子與馴化馬匹確乎是5000 年之前草原族群的發明。熊嘛,大概是黃帝部落的圖騰,也符合草原上由拾獵發展為游牧的規律。古埃及人5000 年前就造了大金字塔,沒輪子,直到4000 多年前,挨了游牧民族的揍,才學會用輪子。美洲印第安人,直到16 世紀才學會用輪子。
  由此可見,輪子與馴化馬匹是草原部族的“尖端科技”——機動性。游牧民族大多沒有文字,歷史記述的“話語權”操控在全球農業文明族群手上,以至于草原民族的故事不大為世人所知曉。對喪失機動性的農業文明來說,這是神秘、來去如風的一群人。東西方對游牧民的記述,大都一樣,“不知所起,莫知所終……”而東西方的人類史,卻始終跟草原密切關聯。
  有限的記述,隱隱約約指出黃帝跟草原部族有所關聯。
  既然找不到“三皇五帝”的物證,我們只好檢視一下出土的5000 年前的其他物品,邏輯推看5000 年前的中國大地是個什么“形勢”。
  一、共通性(全球一致的)
  1. 農業既然是當時的高新科技,相應的社會軟體演化:原始母系社會變成父系氏族社會,各種技術分工,器械專業化,交易經濟與私有資產(生活和生產用具),等級化的社會組織(頭領、祭師、庶吏、民眾),禮儀與管理,奴隸(把人當成生產工具)等,在中國各地都出現了。這一過程跟地球上的其他人群沒有什么不同。
  2. 硬件上,寨堡、城池是最主要的特征,反映出防御的重要性。因為,“私有”了嘛,要防備其他人群的掠奪了!換句話說,人際掠奪開始了。中國這時候,各地涌現出許多聚居群落,大致也就是血緣相近的氏族部落或“城邦”。這也跟世界各地同步。
  3. 暴力,無論私的、群的,都長速驚人,反映出了古人的“組織力”。這時,各地已經出現殘酷的“人殉”。
  4. 祭祀,無論是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靈還是巫術,顯然是各地區人群演化上的必需品(也許是人群感情、統治、知識、組織等的需要,所促成的一個早期人類習性)。但不知怎的,中國人始終沒有發展出一個宗教,倒是使玉作為祭器、葬器、禮器廣泛流行。
  又是巧合吧?上述的前三項,中國各地的發展,跟當時的古西亞(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如出一轍。人際暴力在西方的增速,絕不在中國之下,5000 年前的埃及,已經開發出文字系統及宗教。那時西方已經存在更有組織的掠奪與戰爭,城邦或城邦集團已經形成“國家”機器,開始了制度化的集群暴力。
  最后一項,就成為真正的“中國特色”,直到今天。
  二、個性
  黃河中下游的彩陶文化延綿了幾千年。色彩、圖案、樣式,在文字系統還沒有成型的時候,成為黃河流域各個族群的徽記,甚或是祭祀用品。考古發掘出的完整彩陶,大多是如新的大件,常伴隨有墓葬的痕跡。實際上,更多的證據顯示,黃河流域古人用彩陶隱約表達出了他們的宗教觀、生死觀、藝術觀及儀制。而彩陶的系統性和一貫性則顯示出黃河流域已經形成一個獨特的彩陶文化體系。
  長江中下游環太湖的馬家浜文化遺址、寧波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及杭州的良渚文化遺址,還有川鄂湘的大溪文化遺址,也許可以從湖南澧縣的彭頭山算起,那時也已延綿幾千年,長江流域古人明顯有巫師統治的特征。從馬家浜遺址出土的文物證明,他們已使用玉石作為祭器或禮器。
  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玉石祭器、禮器,這也算作是異軍突起。
  但這些古人的文化,似乎都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時段出現了突然轉折。
  也許是,發生“黃帝事件”,促成后來中國的歷史,逐漸轉化成今天的模樣。
  三、遷徙與擴張
  南北各個文化圈的農業科技的發展,勢必引發人口膨脹,而私有制對人性貪欲的刺激,引發更多的人際、群際摩擦。人性里的暴力面,不斷升級,戰爭是遲早的事,城池的興起也是大勢所趨。
  史書記載說,炎黃集團打了多次敗仗,才辛苦險勝蚩尤。但史書記載說,決戰于河北涿鹿,顯得非常不合邏輯,無論蚩尤是西南或“南蠻”,都不大可能老遠跑去北方那里找黃帝部落打群架。莫非,蚩尤是比較靠近的山東或淮北的“東夷”?而炎黃組合的中原聯軍,中原城池比其他地區的簡易城寨更復雜,顯示出,中原族群更習慣于打仗作戰,當然,也就更習慣于掠奪……
  《史記》記述的人物與事件,可以是象征性的虛擬,代表一個史前時代。史前歷史是漫長的過程,不是一次大型的集群暴力可以說明的。黃帝部族的演化,是個長期的遷徙、開發、繁衍、擴散、沖突、融合的過程。
  中國在4500 年前的時段,還發生了司馬遷沒察覺到的一個變化——中原迅速從陶石時代過渡到青銅器時代。青銅器件最早出現在中國的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遺址距今4500 年左右,數量不多。考古界努力發掘的夏王朝遺址,大致集中在河南洛陽東區,出土了一些4100 年前的夏代青銅器。那時,整個仰韶文化遺址中的甘、青、陜、豫、晉等地區也不過百件數量級像樣的青銅工具。雖然如此,但這是個標志,中原開始掌握了新型材料技術,至少大大推進了武力(兵器)的提升。
  據現代學者統計,這一時段,整個長江流域沒有青銅工具。后來各地出土的青銅工具,年代早于秦代的在全中國有7000 多件,屬于東周(距今__ 2250—2800 年前)的約占63%,西周(距今2800—3000 年前)的約占18%,商代(距今3000—3600 年前)的約占18%。而商代青銅工具本身,50% 集中在豫陜(中原地區),30% 集中在湘贛鄂(因為這里有那時的銅礦)。
  這說明了什么?那時,青銅太寶貴,當然,制作兵器、禮器優先,只有能搞到銅礦石,又知道怎么冶煉,怎么鑄造,才可能應用于工具制造。這應該才是中原地區迅猛發展的真正原因,銅石并用,當然比陶石并用更有效率,這是當時的“核心競爭力”。連正旺盛著的甘、青彩陶,也快速消亡。何況,黃帝部落還帶來了輪子、馬匹,地面上的機動性比較強。
  盡管《史記》的傳說記述,實情模糊,倒也透露了一些玄機。比如,黃帝部落,作為中原盟主,曾經強力消除“巫”風,傳說是黃帝后代顓頊干的。
  真有沒有這個人,不重要,消巫這事卻很要緊,這塑造了后代中國人理智、現實的民族性。祖先崇拜,禮制化為各種“祀”,祭祀的對象都是人群需要感恩的象征:帶來生命的天、地、日、月、風、雨,帶來新生活的“三皇”“五帝”等。
  既然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中華民族”,或許應該認識到,黃帝部落很有可能是中原古老族群的第一個征服者,啟動過程未必不血腥,但消巫效果倒不錯,至少此后中國從未發生“宗教戰爭”。但,“祀”與“戎”成為傳統中國政治的大事(這里的“戎”是武器、軍事),說明了什么?“祀”與“戎”,直接涉及統治方式。
  又比如,禪讓這回事,堯帝從部落民中選賢與能,挑出舜,通過觀察、培訓,最終把兩個女兒嫁給了舜,還讓他接任首領之位。這只能發生在原始部落集團,那時私有制還沒大行其道,人群組織還很松散,還沒有形成專制權力結構。頭領或盟主的權力,有,但不絕對。何況,那時群際溝通也困難,召集一個會,信使往返,沒十天半月的,人都到不齊。那時,盟主興許是件苦差事,沒太大“好處”(私有制還不突出),禪讓給別人很自然,不是現在想象的什么“民主”或“偉大”。
  另外,全球各地很早就出現人殉,從自然狀態下的人性來看,殺俘或殺奴來做人牲(俘與奴,非我族類的可能性非常大),這才比較容易說得通。黃帝族群戰勝蚩尤族群的事件,可能是政治話語的煙霧彈,掩蓋的主題也許是戰勝炎帝族群,進入并統治中原,時間自然應該是夏王朝開端之前,早于4200 年之前的某個時段。
  至于漢代之前,所有“史”料都缺乏關于周邊地區的記述,無須諱言,那時這些地方都還不是“中國”的“蠻荒之地”。文明與歷史,非常人性化,先來后到,很不經意地流露出“自我”中心。《史記》寫的本來就是以中原為核心的“中國”史,那時候的古人,照顧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已經很吃力,哪有工夫去知道四面八方遙遠地域的事。
  黃帝的故事,最現實的數據,也許來自現代基因遺傳學的貢獻:漢族(或華夏族)的基因,來自羌漢分支。古羌族群,在距今8000 年左右才分支出“漢族”基因標記的族群,他們向東遷徙,進入了黃河中游,散布在華山腳下的四周(西安到鄭州之間),開發了農業(或征服、融合了已經生活在那里的人群,如炎帝部落,吸收了他們的農業技術),擴大化的黃帝部落,成為“華夏”族群的前身。華人(或漢人)的華夏文化(中華文化或漢文化),是黃河流域諸多早期粟作農業的族群與文明長期融合、發展的結果。
  蚩尤,可能出自江淮平原的“東夷”“南蠻”,傳說里的蚩尤部落,會使巫術,而南方確實有“巫”的傳統(比如,這時段的太湖良渚部落,巫風就很盛)。
  這些推測,當然不能證明黃帝或蚩尤的存在,不過是邏輯上可能的圖像罷了。即使邏輯上“三皇五帝”不存在,也一定存在過第一個解決住房、種植、縫織、取火、算術的人吧。同樣,黃帝即使不存在,也一定存在過第一個強力、有效帶領族群的人物吧。而蚩尤即使不存在,族群之間的競爭摩擦也一定存在過。
  《史記》的記述、老百姓的傳說,不過是把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簡化、濃縮到一個形象化的故事里罷了。事情,倒是有的;神話,不可信;細節,不可考。
  5000 年前的“三皇五帝”或黃帝時代,應該是萬年數量級的、古人歷史的濃縮版,籠統、神怪地敘述部落社會的演化故事。考古數據嘛,我們只知道,到了4100 年前,夏王朝創建時,農業早已深植中國大地,生產力大大提高,各地人口必然增長到業已形成眾多部落的地步。農業對水源的依賴,全世界都一樣,防范洪水、灌溉分配,兩件大事都需要更大數量級的組織與管理,才能解決技術開發、規劃實施、仲裁分配的具體問題。部落這一原來的血緣或文化圈,松散連接的特性在這時已經不適應發展的需要了。
  人群社會已經蓄積足夠能量,部落聯盟終將固化為國家機器了。
  固化劑便是權力制度,一套強力維持組織、管治、分配、教化、秩序的有效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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